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修正）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4年2月21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规定
第一条 为促进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正常交易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商品交易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实物交易。
第三条 在本市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公民（以下简称经营者），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条 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第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监督管理商品交易活动的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商品交易活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商会、行业协会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一切组织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商品交易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经营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群众监督提供方便。
第六条 正当的商品交易活动受法律的保护。
鼓励外地的经营者来本市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提供便利条件。
第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方式宣传商品交易的法律、法规，公开管理制度，简化管理项目和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服务，支持经营者依法经营、文明经商。
第八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不断提高其素质，使其做到尽职尽责，依法文明管理。

第九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证上岗，国家规定着装的，应当着装整齐。
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聘用的协助管理市场的人员，应当佩戴统一标志上岗。
违反上述两款规定的，经营者有权拒绝管理。
第十条 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应当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经营的商品属于国家实行许可证管理的，还应当持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

居民出售自有物品或者农民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应当持有居民身份证或者有关证明。
在特殊情况下临时销售商品的证照管理，由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在禁止经营的场所或者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经批准占用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必须在指定的位置摆摊设点，不得私搭乱盖，不得妨碍交通，不得妨碍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不得影响市容和污染环境卫生，不得侵占、破坏公用设施和树木绿地。
第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纳税，并按照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交纳管理费用。
各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在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以外收取费用、集资或者摊派。
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经营者有权拒绝。
第十三条 经营者不得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
在集贸市场、摊群市场和大、中型商场，开办者应当设置专人负责的公平计量器具。
第十四条 下列物品禁止交易：
（一）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厂名、产地的商品；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或者冒充合格的商品；
（三）失效、变质的商品；
（四）应当检疫而未检疫、检疫不合格或者伪造检疫结果的产品；
（五）掺入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以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规定的食品；
（六）应当注明而没有注明厂名、厂址的商品；
（七）应当注明而没有注明或者虚假注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的商品；
（八）国家明令淘汰的药品；
（九）走私物品；
（十）国家禁止交易的其他物品。
第十五条 在商品交易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违反国家政策哄抬物价；
（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
（三）使用欺骗手段销售商品；
（四）销售不足量商品；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交易行为。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经营工具和物品；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处以五百元以上至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责令其停业。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责令其设置公平计量器具，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的，责令停止销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百元以上至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一百元以上至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责令为购买者补足差额，并处以所差数额十倍至二十倍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屡教不改的，在处罚幅度内从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销售的财物，经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或者转移被查封的物品。违反的，责令追回全部物品，可以并处物品总值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扣押的不易保存的物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作价变卖。
对不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的，其被扣押的物品，可以比照前款处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规定作出的处罚或者采取的强制措施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复议。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市场管理中，欺压勒索、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扰乱市场秩序或者拒绝、阻碍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具体处罚标准，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的决定

（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修改《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部分条款的议案，决定对《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销售的财物，经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
二、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商品交易管理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7月30日
法治成本与人治成本

2000年8月31日 14:37 郝铁川博士 《法学》月刊主编 教授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时都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投入较少原则；第二，一举两得原则；第三，成功率较高原则。


这一从常识中提升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那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一味追求未来理想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来。


就说人治与法治吧，自然经济社会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钱、省力；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为人们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低，既方便又安全。


在自然经济社会，尽管也有法律、法庭和法官，但由于没有电话、电报、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场官司跋山涉水，从穷乡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相反，若是让族长、绅士等出面裁决是非，则省时省力，免受不少破财劳累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老百姓去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呢？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现代媒体和交通工具又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零，选择统一性的法律作为交易规则，要比应付自然经济社会千姿百态的地域性风俗习惯方便；选择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要比千辛万苦地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熟人的调解迅捷；选择国家强制力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要比私力解决更省力、有利。因此，人们感到选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自然要告别人治。


一些宣传法治的人往往着眼于法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忽略了寻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义、公平，而是具体的一笔账，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诉讼成本让人感到难以承受，那么当事人情愿私了，“不蒸包子蒸（争）口气”的人毕竟是少数。


由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个阶层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法治与人治的成本与收益对每一个人来说，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法治，在所有的地区都实现法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电影《被告山杠爷》上映之后，有的观众在《文汇报》上提出质疑：不管山杠爷的手段如何，从客观效果来看，那个偏僻的山村被山杠爷管得井井有条，计划生育搞得好，社会治安搞得好，生产年年有进步，尊老爱幼，民风淳朴。法律不顾这样的客观事实，只抓住山杠爷让一泼妇游街、导致泼妇羞愤自尽一事，把山杠爷投进大牢，那么，法治还要不要最终以社会实践、客观效果为检验尺度？这样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在那些穷乡僻壤，究竟是法治行得通，还是人治行得通，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总是努力让一些家资殷实，略有“泼皮”气息的人当村干部？无非是这些人办事有实力，弥补了政府执法成本不足的缺陷。还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什么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怨怨相报何时了，人间征战几时休？秋菊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两年前，我参观西南一个穷困地区的监狱时，问一个还算老实巴交的犯人在狱中感觉如何，他讲道：“比我在家里好多了，在这里有吃有穿，还多少能挣点钱，但在家乡吃穿难保，分文不得。我已给我弟弟写信了，让他也想办法来这里蹲几年。”听了这段话，我不由愤激地向监狱长说：与其让他在这里蹲几年，还不如让他在乡里多游几次街！

法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法治是“奢侈品”。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