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析 身 体 维 权
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王姗姗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身体维权所产生的问题
（一)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利益失衡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化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区域差距、城乡二元、行业垄断导致的利益失衡，在弱势群体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和报复性情感，人们便可能以非制度化、非程序化、非合法化渠道，表达不满以及主张权利。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
(三)公权力机构公信力的削弱
公共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当由公权力加以维系的司法制度无法实现维护权利的目的时，维权主体便更多地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个体正义，而维权者在制度维权途径上的频繁碰壁，潜在维权者便开始转向其他，甚至非主流、边缘化的方式了。由于公共权力错位导致的权力滥用严重损害了公权主体的形象，使民众产生怀疑、厌恶、鄙视情绪，产生了信任危机，特别是当相对人位于社会底层，积贫积弱，法治意识淡薄，甚至有着极端行为倾向时。强弱的悬殊难免会让公众难塑信任，恶性循环，将更多的无助者推向非理性维权的边缘。
信任是对一个人或是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但对政府等公权力机构信任不可能凭空而存，必须嵌入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制度信任与个别信任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身体维权之痛加剧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身体维权所暴露的公权力问题频繁地以毁灭个别信任的方式去减损公众的制度信任，减损公权力机构的社会公信力。
二、身体维权现象频发的原因
身体维权现象成因复杂，牵涉到了维权人、侵权人、裁判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方主体。
(一)维权人
1．维权人往往处于恶劣的法律环境，极易遭遇侵权侵害
维权人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往往难以有效地介入法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状态，因而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社会参与经验的匮乏使得维权主体在维权领域受到更多的阻碍。
弱势群体普遍遭遇过执法冷淡，还有相当的比例遭遇过执法侵权。信息的不对等，使得维权人在与执法者的对峙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任其摆布。弱势群体占有的社会资源有限，可以动用的法律资源太少，甚至在成为侵权行为的受害对象时可能表现出的维权倾向都较他人为弱，可能就造成了侵权人通过侵权获益的侥幸心理。
2．维权人教育程度低，法制意识淡薄
虽不排除有部分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甚至社会高层，但绝大多数身体维权现象都是发生在弱势群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的联系逐步加深，“弱势群体”这一标签愈发难以通过客观化指标，如收入、学历等加以确定。虽然学者现更多地通过社会身份的从属来划定“强弱”。
弱势群体多是“法律依赖者”，产生的问题有二：依赖原始的亲族感情，难免会降低维权者的维权收益，特别是维权人在其亲友中也难寻法律素养高者；而法律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高昂成本也非弱势群体一般所能承受。
3．维权人心理扭曲，往往有着极端化行为的倾向
身体维权归根结底是一种非理性现象，维权者常常在维权过程中表现出情感宣泄需求大于权益维护需求，这也往往与弱势者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致。
(二)裁判人
1．诉讼成本过高、程序繁琐
弱势群体往往难以接受投入较多且风险较大的诉讼以及其他制度维权，他们一般都未习惯为司法诉讼和法律服务买单，会凭着心理上“有理就有处说，干嘛要花钱”的朴素本能而自然地产生一种厌诉情感。其次，程序化往往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人们对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的体现，弱势群体身处的环境，往往另其未习惯以程序繁琐、严格、确定性较强的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成本高、耗时长、时效性弱，对于已经遭受财产损失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很难承受诉讼带来的经济、时间、人力和心理成本了。
现有的社会制度下，高成本、低效率、实效不足、处理结果不确定是公力救济济的缺陷所在，加之当今法制的不完善，公力救济往往无法帮助弱势群体维护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正是公力救济处于滞后状态，加上有关部门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维权过程的阻挠和干预，权利主体无法于常规范畴内实现自我的权益保护，才催生身体维权这一准丛林状态下的个人校正正义实现方式的出现。
2．得不到维权人的信任
出于对司法效力的怀疑、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或是认知上的误解，维权者也会凭着心理本能的“拒诉”心理而排斥诉讼，而选择上访或者其他非理性的维权方式，在笔者的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打官司要有熟人，要有关系才会去的”，甚至认为法官都是见钱眼开的。
(三)其他原因
媒体失声。媒体在公民维权道路上所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身体维权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及网络的普遍应用和中国人注重颜面的个性，使得某些利益团体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对受害者加以特殊对待，最终受害者利益得到维护。而媒体失声对于维权人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媒体能秉持无冕之王的德行，或许许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三、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措施
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需要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其需要的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是建构性的。防止维权主体产生极端化的行为，现行制度必须培养弱势群体的司法信任情节
(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培养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
(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弱势群体维权的经济能力
(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制度维权倾向，通畅制度维权渠道
(四)强化媒体监督保护作用，同时媒体增强自律意识
经济的快速发展难免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法制乱象，目前我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时期，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识正在崛起，国家的福利关怀仍在健全，司法改革仍在被法学家热议，独立性的媒体力量也还在成长。相信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的演进，会有更多的注意将被集中在经济发展背后的那片社会阴影，而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对抗也都将会逐步得到缓解。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试行）的通知

粤府办〔2012〕37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试行）》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发展研究中心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一步提高各级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县（区）政府依法行政的意见》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省各级行政机关（以下简称“行政机关”）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以及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专业性较强的决策，包括：

　　（一）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制定落实上级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重大改革开放决策的政策措施；

　　（二）政府立法规划、计划，重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修订；

　　（三）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四）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五）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六）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城乡建设、土地与海洋利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与社会事业发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重大政策措施的制定与调整；

　　（七）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与调整；

　　（八）与港澳共同编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合作计划，制定涉港澳的相关法规规章以及重大合作项目决策等；

　　（九）与公共安全直接相关的重大行政措施的制定与调整及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等；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

　　第四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上述重大行政决策前，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咨询论证。

　　应进行专家咨询论证而未进行的重大事项，不得作出决策。

　　第五条　对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由相关专家从合法性、科学合理性、可行性、各种负面影响及风险分析、其他必要的相关因素等方面进行咨询论证。

　　第六条　省政府、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应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设立或明确机构负责管理，健全完善工作规程和运作机制，为专家开展工作提供相应的便利和服务。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在遴选入库专家时，以本地区的专家为主。省政府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的专家库联网运行。省政府及其部门需进行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时，在省政府的专家库中选取专家；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及其部门需要进行本地区、本部门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可从本级政府的专家库中选取专家，也可从省政府的专家库中选取专家。

　　县（市、区）政府不设专家库，当需要进行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时，可从地级以上市政府或省政府专家库中选取专家。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参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按本机关议事规则确定咨询论证事项；

　　（二）确定咨询论证专家；

　　（三）向专家提供咨询论证所需的资料；

　　（四）专家在指定时间内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行相关研究；

　　（五）通过适当方式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

　　（六）专家组编写《专家咨询论证报告》，作为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七）整理、分析、吸纳专家的意见建议；

　　（八）将咨询论证资料立卷归档。

　　第八条　确定咨询论证专家应以入库专家为主、库外专家为辅，以技术专家为主、行政领导为辅。

　　根据工作需要，可通过在专业领域邀约、特聘等方式邀请专家库以外的国内外专家参加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

　　第九条　遴选进入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的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学术造诣高，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领导经验或实践经验丰富，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

　　（三）社会公信力高和工作责任心强，能够据实、负责、公正地提出咨询论证意见建议；

　　（四）积极性高，热心决策咨询论证工作，在时间和精力上可以保证完成相关工作。

　　第十条　参加咨询论证的专家不少于5人；涉及面较广、争议性较强或内容特别复杂、敏感的重大行政决策，一般应有9名以上专家参加咨询论证。在选择确定专家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咨询论证时，实行相关利益回避制度。

　　第十一条　参加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的专家，具有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列席相关会议、参加相关调研活动等权利，同时要排除干扰、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署名负责，并服从监督管理，承担应尽的保密等义务。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根据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性质、内容、复杂性、紧迫性等实际情况，给予专家比较充分的研究时间，一般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三条　咨询论证可采取召开专家咨询论证会议（包括网络、视频、电话会议）、专家提交咨询论证书面意见或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要将专家提出的咨询论证意见建议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合理可行的予以采纳并落实到重大行政决策中。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可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的性质，探索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专业研究、咨询、评估等机构进行咨询论证等行之有效的咨询论证方式方法。

　　行政机关要对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总结完善，不断提高咨询论证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第十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中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事项，行政机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和《条例》规定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

　　对违反保密法律法规造成泄密的人员，要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十七条　应进行专家咨询论证而没有进行专家咨询论证，或者对专家提出的合理可行的咨询论证意见建议不予采纳而导致决策不当，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应按《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规定，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重大行政决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十九条　各地级以上市政府提请省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应经过专家咨询论证，并同时提交专家咨询论证意见。

　　省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一般由省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负责组织开展，已有明确职责分工或法律法规及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省直各部门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由省发展研究中心和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

　　省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省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的建设、管理，并对各地级以上市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工作进行指导、督查，提供相关的协调服务。

　　第二十条　各地、各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的精神和主要内容，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