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城市规划违法案件处罚办法的通知

榆政发[2011]6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榆林市城市规划违法案件处罚办法》已经2011年12月1日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榆林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榆林市城市规划违法案件处罚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严格控制违法建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建设案件，是指已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案件。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城区及本市城市规划需要控制的区域内对违法建设案件以及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

第四条 市建规局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规划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审批、规划行政许可、规划管理服务、违法行为认定等职能。

市执法局是违法建设的查处部门，依法对中心城区内违法建设案件进行查处。

国土、住建、林业、工商、供电、商务等部门和县区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市执法局做好本办法的实施工作。

第五条 对未取得土地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各类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由市国土局牵头，市执法局等相关部门配合，依法处理。

第六条 市执法局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依据规划批准文件，对建设单位履行规划建设情况实施全程监督检查，并将建设单位的守法情况列入诚信档案。

第七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一）压占规划道路的；

（二）压占各类管线及其维护地带的；

（三）占用高压供电走廊的；

（四）占用河道、堤岸及其维护地带的；

（五）占用水源保护地带的；

（六）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园林、风景区、文物保护区和其他公共活动场地的；

（七）占用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设施用地的；

（八）违反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的；

（九）未经批准或未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期限和要求拆除的临时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

（十）沙畔50米范围内、滑坡地段或有地质灾难隐患区域的；

（十一）有详细规划近期建设区域的；

（十二）其他严重违法建设行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违法建设，属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一）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即总平面图和建筑单体未经规划批准，但符合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按建设工程造价10%处以罚款；

（二）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件，但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且未按照批准的建设用地总平面图进行建设的，按建设工程造价的9%处以罚款；依照规划批准的建设用地总平图进行建设的，按建设工程造价的7%处以罚款；

（三）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进行建设，增加建筑面积不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面积10%的，按建设工程造价的5%-7%处以罚款（不可分割部分）；增加建筑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面积10%的，按建设工程造价的8%-10%处以罚款（不可分割部分）；

（四）擅自改变建筑位置，没有增加建筑面积，且不涉及地界、退让道路红线、消防、日照、绿化要求，不影响相邻关系，可以消除对城市规划实施影响的，按建设工程造价的5%处以罚款。

第九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提前开工建设，但在工程竣工后，规划条件核实时已取得规划许可证件，且所建工程完全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可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 需认定的违法建设案件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市执法局对已发生的违法建设进行调查、取证、立案、提出处罚建议；

（二）市执法局商市建规局进行违法建设性质认定，提供完整的卷宗和相关资料；

（三）市建规局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认定，在七日内提交认定结果；

（四）一般案件由市执法局依据认定结论进行处罚。重大案件由市执法局与市建规局等部门以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违法建设在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后，可以申请补办规划审批手续：

（一）违法建筑符合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但对周边市政公共、园林绿化等设施造成影响或使周边单位、居民等合法利益遭受损失，双方已达成补偿协议的，经市政、园林等主管部门提出审批意见并完善相关手续的；

（二）违法建筑符合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但与人口容量、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建筑体量等非强制性内容不符，已改正或已经专家评议审核通过的；

（三）违法建筑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且按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完善公共配套设施、代征（拆）相应用地的。

第十二条 补办规划审批手续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单位持罚款收据、竣工测量图及建设项目规划报件应具备的相关资料到市规划主管部门报建；

（二）经市规划主管部门认定，由市执法局对其违法建筑提出改正措施，并要求建设单位对违法建设情况、改正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

（三）公示结束后，建设单位将公示证明文件、方案图纸等报市规划主管部门，由规划主管部门按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补办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应注明“补办”字样。

第十四条 经市规划主管部门核实规划条件后，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建设单位持住建部门出具的违法增加建筑的竣工实测面积到国土资源部门计算补交土地价款，建设单位持国土资源部门计算的应补交土地价款、相关表格到收费部门交费。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违法建设行为，市执法局在接到举报后，应及时依法查处。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告知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六条 市执法局要加大巡查力度，对发现的违法建设行为要当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对拒不停止违法建设行为的，市执法局可以函告相关部门停止供水、供电等措施强制停工。

第十七条 市执法局作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或限期拆除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违法建设或逾期不拆除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及时查封施工现场或强制拆除该违法建筑。

第十八条 实施违法建设行为的建设单位或个人，不按法律法规规定纠正违法行为的，建规、国土、住建等部门不予审批其新的建设项目。

第十九条 市供水、供电、供热、供气部门对建设项目施工提供供水、供电前应当严格审查审批手续，凡不具备建规、国土、住建等部门正式审批的相关文件、证件的，一律不得提供施工供水、供电、供热、供气。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不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建设，擅自增加面积，未经市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条件核实，各有关部门不得提供供水、供电、供热、供气、排污、通讯等配套设施的接入。

第二十一条 未经市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条件核实的建设工程，住建部门不予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利用违法建设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公安消防部门不得办理消防验收手续。

第二十二条 责任追究

（一）对违法建设查处应当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级各部门执法人员不得利用职权为违法建设行为提供庇护，不得干扰案件的查处工作。

（二）执法人员及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1、市执法局执法人员未能及时发现违法建设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或者发现违法建设行为，不及时报告和制止，有案不立，瞒案不报，查处不办的；

2、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组织实施违法建设行为的；不按规定主动拆除本单位违法建筑的。

（三）各相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1、市执法局未在规定时限内采取措施，查封施工现场或组织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

2、市供水、供电部门未按规定审查，对违法建设提供用水、用电，并在接到市执法局协办函后，未采取措施的；

3、未经市规划主管部门进行规划条件核实的建筑，住建、工商、消防等部门为其办理有关手续的；

4、各村委会负责人纵容、庇护、放任建设单位占用本村土地进行违法建设的；

（四）对违法建设应当承担责任的有关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五）对违法建设应当承担责任的开发、施工、勘察、设计单位，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在我市建设市场开发、施工、勘察、设计资格，并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或降低其资质；外地企业五年内不再准入榆林市场。

第二十三条 违法建设工程造价一般以违法建设工程合同价确认；无工程合同价的，以工程中标价确认。

没有按上述规定提供违法建设工程造价依据的，或提供的依据与实际工程造价明显不符的，应当以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英 文 名】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对宪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宪法是公、私法划分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重视和借鉴公、私法的划分方法。

【关 键 词】 公法 私法 宪政 宪法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干部，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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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1]（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意识形态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克思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法院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必也不应因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政府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宪政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宪政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宪政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宪政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政治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宪政对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宪政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说初步建立，是因为此时重在市民权利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消极、间接，而对国家权力积极的、直接的限制还未纳入罗马法学家的视野。近代市民阶级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完成了公、私法划分从概念性分类到结构性分类的转变，并构建起了整个公、私法制度，这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采取了一种积极、直接的方式。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制度的确立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直接限制的典型形式。公、私法划分所体现的对峙式思维模式正式确立，并深深地蕴含在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之中：维护市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公、私领域的分离构成了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公、私法划分的对峙式思维也就成了宪政的基本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