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的复函

1990年8月13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复查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请示报告》收悉。经我们研究认为，胡国珍1951年1月死亡后其所遗景德镇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早已于同年经民政部门调解，达成了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各继承一半的协议，当时倪锦芳作为继承人和王敬民的监护人有权行使此项权利。1953年据此协议，由政府发证、确权。这些早已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不应当再予推翻。因此本案再作继承案件处理不当。

附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复查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第一审，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由于王敬民申诉，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报我院请示，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多数人意见认为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结果正确，但适用法律不当，王敬民应享有代位继承权，但他应继承的份额已被倪锦芳所得，而胡济清所得的应该是他合法继承的。少数人意见，同意本院合议庭意见，王敬民享有代位继承权，胡济清也享有继承权，维持第一审判决，撤销第二审判决。
上述两种意见报你院请示，请审查批示。
1990年1月5日

附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景德镇市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继承案的审查报告
申诉人（原审原告、第二审被上诉人）：王敬民，男，39岁，汉族，江西省景德镇市人，系景德镇市木材厂干部，住该厂宿舍。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第二审上诉人）：胡宁声，男，53岁，汉族，江西省婺源县人，系景德镇市教育局干部，住景德镇市第三中学宿舍。
申诉人王敬民于1983年2月10日以胡宁声为被告，起诉至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继承景市中山路522号祖传房屋一幢。1987年6月20日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中山路522号一间房的拆迁补偿费1092元由王敬民继承。二、驳回王敬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宁声不服提出上诉。1988年2月1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87）民上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一、撤销市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第二审宣判后，王敬民不服，多次来省法院申诉，我院于1988年5月30日函告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报结果，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7月7日将复查处理意见，连同第一、二审案卷报本院请示。
（一）第二审法院复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处理意见
座落在景德镇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后门牌祥集下弄），系原告王敬民曾外祖父胡国珍的遗产，该屋面积10．86平方丈。胡国珍和妻子林招弟（1943年死亡）生育独子胡建谋（1941年病故），胡建谋与前妻方氏生育一子胡海涛（15岁死亡）、一女胡九珠，后娶倪锦芳（没有生育，于1980年死亡）。1945年12月，胡九珠与王宁结婚，于1950年1月生育独子王敬民（胡九珠1950年1月因难产死亡），1950年5月王宁再婚离开胡家，所生独子王敬民由倪锦芳抚养成人，并住在中山路522号屋内。1950年3月胡国珍因儿子胡建谋、孙女胡九珠死亡，家中只有儿媳倪锦芳，外曾孙王敬民，就收堂弟的儿子胡济清（原审被告胡宁声之父，于1959年死亡）为继子。1951年1月，胡国珍死亡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原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争执，经原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共同继承（各一半）。1953年，经胡济清和倪锦芳申请，由市人民政府发了房屋契证，此后，该屋确权归胡济清、倪锦芳共同所有，并由其二人管业使用。1979年11月，胡济清的儿子胡宁声和倪锦芳商量后，将中山路522号房屋卖给了童爱民、徐仁元，王敬民作为中证人在卖契上签字，胡留下一间房屋自住（面积为18．2平方米），胡对倪说他少得450元钱，实际出卖时，胡得款与倪相等，各得1650元，后被发觉，已将钱退还买主。1985年因景德镇市城市建设需要，该屋拆除，胡宁声所留的一间房也被拆除，景德镇市拆迁办分给胡宁声一房一厅住房一套，另付给房屋补偿费人民币1092元。
原审法院第一审认为：座落在本市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系被继承人胡国珍之遗产，胡九珠系胡国珍之孙女，有权继承胡国珍的遗产。因胡九珠先于胡国珍死亡，应由其儿子王敬民代位继承，胡济清系胡国珍之继子，其安葬了胡国珍，应有权继承胡国珍的遗产，但胡济清、倪锦芳在1951年对中山路522号房屋的处理分割时，都明显侵害了作为继承人之一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财产份额，考虑到胡济清、倪锦芳早已死亡，该屋又被变卖和拆除，本院不另对该屋作价重新分割，但对尚留在市拆迁办的1092元房屋补偿费，可由王敬民继承，至于王敬民提出要胡宁声退还卖屋款和三十余年的房屋租金不予采纳。
原市中级法院第二审认为：本市原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是胡国珍的遗产，早在1951年经有关部门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由胡国珍的继子胡济清和丧偶儿媳倪锦芳共同继承，之后又经政府发证、确权，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予维持，况且，30多年来，王敬民均未提出异议，该屋出卖时，王敬民还作了中证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当。
经全面复查，就本案认定事实和存在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1951年1月，胡国珍死亡之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纠纷。经原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共同继承（各自一半），之后又经政府发证、确权。原审法院认为上述行为侵害了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本院第二审认为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复查后，认为1951年民政部门对该房屋处理和调解是无效的，理由：（1）王敬民系被继承人胡国珍的唯一血亲，鉴于当时无法律、政策依据，但从情理上讲，王敬民之母胡九珠系胡国珍之孙女，有权继承胡的遗产，由于胡九珠先于胡国珍死亡，王敬民可代位继承其母应得的遗产。（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对天津市司法局、广州市人民委员会司法处《关于遗嘱、继承问题的综合批复》〔1956年9月20日（56）司公字第149号〕“关于代位继承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代位继承权只能到孙子（包括外孙子女）为止……。
另一种意见认为曾孙子女（包括曾外孙子女）也应当有代位继承权……，又曾孙子女（包括外曾孙子女）在取得代位继承权的时候，一般是在年幼，其父母、祖父母，大多数先被继承人而死亡，正待别人抚养。从法律上肯定其代位继承权是必要的”，王敬民系被继承人的外曾孙，遗产分割时王仅一岁，正由倪锦芳抚养，据此，当时分割遗产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份额是不对的。（3）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王敬民应有代位继承权，所以，当时房屋分割显然侵害了王敬民的合法权利。（4）1951年民政部门对胡济清与胡九珠所争执房屋的调解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本院在第二审判决中认定王敬民30多年来，对房产权未提出异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是不当的。
经审查，珠山区人民法院是在1987年7月2日对本案补办立案登记手续，王敬民早在1983年2月1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已受案审理，有原告王敬民诉讼材料和被告胡宁声答辩材料以及珠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材料证实，直至1985年颁布继承法该案未审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继承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适用继承法，但不得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因此，第二审判决适用继承法第八条不当，即使本院引用继承法第八条，也应裁定发回重审，由第一审法院驳回原告人起诉，本院不宜判决。
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承办人意见：撤销本院（87）民上字第060号民事判决，维持珠山区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
合议庭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
审判委员会意见：倾向维持本院第二审判决，报省院请示。
（二）申诉理由
1．景市中院否定申诉人的继承权不妥。
2．胡济清（胡宁声之父）不能成为胡国珍的过继子。
3．景市中院适用法律不当。
4．景市中院确认“1951年民政局的调解”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律要求，缺乏依据。
5．景市中院在判决中用了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证明上诉人胡宁声有财产处分权，是不妥的。
（三）本院审查认定事实和处理意见
经审查全案卷宗并赴实地调查，认为二审法院复查认定事实正确，原第二审判决不当。
一、王敬民对中山路522号房屋有代位继承权。景德镇市中山路522号房屋一幢，系胡国珍的遗产，王敬民是胡国珍的外曾孙子女，在母亲胡九珠、外祖父胡建谋先于外曾祖父胡国珍死亡的情况下，王敬民有权代位继承胡国珍的遗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对代位继承人作了规定：“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依据这条规定，王敬民享有合法的继承权，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决否定王敬民的继承权是错误的。
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屋出卖时，王敬民作了中证人来否定王敬民的继承权是不妥的。放弃继承权必须有明确的意思表示，王敬民在卖契上作为中证人签了字并不能说明王敬民放弃了继承权，再说卖房并不是遗产的分割。早在1951年，经民政部门调解，房屋已作分割，而且由政府发证、确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而那时王敬民年仅一岁，根本不能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三、“1951年民政部门的调解”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以此作为否定王敬民继承权的依据之一不妥。1951年，胡国珍去世后，其继子胡济清与其丧偶儿媳倪锦芳为继承原中山路522号房屋发生争执，经原景德镇市民政部门调解，该房屋由胡济清和倪锦芳各继承一半，没有保留王敬民应继承的财产份额，这明显剥夺了作为代位继承人王敬民的合法继承权。因此，不能认为民政局的调解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四、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审判决中认定王敬民30多年来，对房产权未提出异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驳回王敬民的诉讼请求是不当的。经审查，珠山区人民法院是在1987年7月2日对本案补办立案登记手续，而王敬民早在1983年2月1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已受案审理，有原告王敬民的诉讼材料和被告胡宁声答辩材料以及珠山区人民法院调查材料证实，直至1985年颁布继承法该案未审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继承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生效时尚未审结的继承案件，适用继承法，但不得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因此，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继承法第八条不当。
五、经查，胡济清确已过继，但过继不到一年胡国珍死亡，且与胡国珍没有形成相互间的扶养关系。胡国珍在家中只剩丧偶儿媳倪锦芳和外曾孙王敬民的情况下，出于封建思想，过继堂弟的儿子，年近40的胡济清到自己名下为子。胡济清1950年3月携带妻子，儿女过继搬入胡国珍家居住，另起伙食。当时胡国珍经济宽裕，日常生活由倪锦芳的养女胡冬来照料。因此说胡济清与胡国珍之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八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能享有继承权。”按照这条的规定，胡济清不享有继承胡国珍遗产的权利，但考虑到胡国珍富裕的生活条件和身边有人照顾的情况客观上造成了相互间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事实，而且年代久远，原房屋已被拆，另外，珠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第一审判决后，原告王敬民并未提起上诉，因此，否定胡济清的继承权不利于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承办人和合议庭的意见认为不否定胡济清的继承权为好。
（四）处理意见
综合所述，承办人认为王敬民享有代位继承权，胡济清作为胡国珍的继子也享有继承权，原第一审法院判决较妥。
合议庭意见：撤销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87）民上字第060号民事判决，维持珠山区人民法院（87）民字第108号民事判决。
1989年12月2日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监督规范性文件办法

（2008年9月10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市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规范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维护法制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查监督下列规范性文件：

　　（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文件；

　　（三）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为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

　　（四）区、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文件。

　　前款第（一）、（四）项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备案，第（二）、（三）项规范性文件应当抄送备查。

　　第三条　区、县人大常委会审查监督下列规范性文件：

　　（一）区、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

　　（二）区、县人民政府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文件；

　　（三）乡、镇人大作出的决议、决定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其他文件。

　　前款第（一）、（三）项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备案，第（二）项规范性文件应当抄送备查。

　　第四条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区、县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工作机构，负责承办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制定机关报送备案或者抄送备查。报送备案应当附送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说明以及有关文件的电子文本。报送备案的文件份数由接受备案的机关确定。

　　报送备案、抄送备查的规范性文件，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统一接收、登记，并分送承办审查工作的有关机构。

　　第六条　每年三月底前，制定机关应当将上一年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接受备案、抄送的机关备查。

　　第七条　对规范性文件，主要审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形：

　　（一）超越法定权限的；

　　（二）同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议、决定相抵触的；

　　（三）违背法定程序的；

　　（四）同一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

　　（五）其他不适当情形。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认为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统一接收、登记，并分送承办审查工作的有关机构审查。

　　区、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区、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要求，由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统一接收、登记，并分送承办审查工作的有关机构审查。

　　第九条　本办法第八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审查监督权的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建议，分别由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工作机构接收、登记，经研究认为需要审查的，可以提出审查建议，分别报经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送承办审查工作的有关机构审查。

　　第十条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认为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需要主动审查的，可以主动开展有关审查工作。

　　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开展主动审查的有关工作时，可以会同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提出意见。

　　法制工作委员会认为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需要主动审查的，可以提出书面建议，报经秘书长同意，由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承办有关审查工作。

　　第十一条　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或者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认为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需要主动审查的，可以提出书面建议，经主任会议同意，由有关工作机构承办有关审查工作。

　　第十二条　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审查规范性文件，可以要求制定机关的有关部门说明有关情况；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与制定机关的有关部门沟通协商，提出意见。

　　制定机关认为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认为制定机关提出的无需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不成立的，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应当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经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形成审查意见，报请秘书长批转法制委员会对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审议。

　　法制委员会的意见与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认为规范性文件不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由法制委员会报经秘书长同意结束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由法制委员会报经秘书长同意，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废止。

　　法制委员会与有关专门委员会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分别向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第十五条　区、县人大常委会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提出的初步审查意见，经主任会议审议后形成审查意见，由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向制定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建议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废止。

　　第十六条　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是否修改或者废止的意见，并向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机构反馈。

　　第十七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三）项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未依照书面审查意见的要求修改或者废止的，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依照《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区、县人大常委会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可以向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处理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向区、县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市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撤销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未依照书面审查意见的要求修改或者废止的，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建议主任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专题报告。

　　第十九条　制定机关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报送备案或者抄送备查的，由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通知制定机关限期报送、抄送；逾期仍未报送、抄送的，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建议主任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专题报告，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要求制定机关向区、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专题报告。

　　第二十条　根据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进行的审查工作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可以根据需要，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要求的国家机关。

　　根据本办法第九条规定进行的审查工作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或者区、县人大常委会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

　　第二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区、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或者承办审查工作的机构每年年终应当汇总规范性文件备案、抄送和审查的情况，并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