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谢 颖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 029514243

[摘要]
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往往容易混淆，导致许多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因此，对两者进行全面分析，认真把握两者的性质与具体特征，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惩治违法、打击犯罪、准确高效地司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合同诈骗 经济合同纠纷 全面分析 性质 特征 法制建设

[正文]
合同又称“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持及当事人利益的调节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至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实施，与此同时，立法部门也在对其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然而，依旧有一部分不法份子无视国家法律，利用合同进行各式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

经济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形形色色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中，经济合同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经济合同纠纷往往容易与合同诈骗相混淆，有的案件甚至连司法部门都难以作出准确区分。在实践中，不少与此有关的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勉强的，这不但影响了法律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地位，还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棘手的实践问题。笔者认为，根据两者各自的构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界定。
（一）性质不同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犯罪小，只是违反了一般的法律法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违法，将受到刑罚的处罚。合同诈骗既违反《刑法》又违反《民法通则》，是刑事犯罪附带民事违法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管理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将受到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双重处罚；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单纯违反《民法通则》的民事违法行为，侵犯的是债权，仅受控于民事法律。正如杨立新教授所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合同诈骗是一个刑法上的问题，经济纠纷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1）。这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区别。
（二）特征不同
目前认定合同诈骗的关键，有三种观点：1）客观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同时非法地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就构成合同诈骗。2）履行能力论：认为签定合同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区分两者的关键。3）主观论：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过于片面和绝对，相比之下，全面分析更为准确。即：行为人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采取与事实有孛的方法与对方签定了经济合同并已占有了对方的财物。在这里，笔者认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依据。签定合同时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未必不具备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没有履行能力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也未必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只是想借用，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借鸡生蛋”。并非想非法占有。因此，以履行能力论作为认定合同诈骗的依据显存不妥。我们应该坚持全面分析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
这里主要是看行为人签定合同时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区分二者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即违反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正当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纠纷当事人均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但因客观原因或其他情况而未能履行或完全履行，如为解决其生产经营中诸如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等等，其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中有欺骗手段，在履行合同中有欺诈行为，但其目的并非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所以不宜以合同诈骗论处。民事欺诈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只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为了经营上的便利或在经营上受益，采取了一些带欺诈性质或其他性质的方法，致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受到阻碍或不利于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纠纷。这是两者在主观上的重要区别。
2、行为人签定合同的手段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在签定合同时，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一般都采取冒充他人身份，虚造凭证等情节严重的欺诈手段；经济合同纠纷则无须冒充他人身份也无须采取伪造凭证等行为，只是为了使合同的履行能够相对有利于自身的利益而实施了一些情节较轻的欺诈性行为。两者虽然都具有“欺骗”因素，但欺骗的具体手段大不相同。
3、行为人欺骗的程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是在合同的主要内容上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通常较大的或次数较多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在次要合同上弄虚作假，其所骗取的公私财物数额通常是较小的。欺骗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
4、行为人履行合同的态度
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待合同履行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往往毫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因此也就谈不上会积极地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合同诈骗犯罪份子往往是签定合同非法拿到对方财物后立即消失或者再三推脱逃避对方的履约要求。也有的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仅履行少量合同约定义务，目的是为了骗取更多的财物，当目的达到时，行为人同样地要么，消失要么推脱逃避；经济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均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的诚意和积极行为。一旦利益受损的一方要求侵害方承当违约责任，只有合同纠纷的行为人才愿意承当违约责任。
5、行为人处置财物的方式
合同诈骗行为人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财物的处置也是不同的。前者大多没有将骗得的财物用于合同约定的事项上，反而将骗取的财物用于个人生活而非生产经营中，甚至进行挥霍，致使财物无法返回，更为离奇的是有的将财物用于重复诈骗。后者则一般将财物用于合同约定事项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没有挥霍掉财物。
（三）其他不同
两者进一步恶化的结果不同。合同诈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合同诈骗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然而，我国《刑法》第224条及第231条对此罪的最高刑罚只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2）。显然，如果在合同诈骗过程中又竞合地犯了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则意味着有可能被国家审判机关判处死刑；经济合同纠纷只是一般的违法，但其已经具备转化为合同诈骗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其违法行为进一步加重，则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也就是说，经济合同纠纷可以转化成合同诈骗，而合同诈骗只能向更高的罪名转化。

综上所述，尽管合同诈骗和经济合同纠纷有着很多的相似且容易混淆的地方，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首先应当从本质上去区分两者，把违法和犯罪区分开来，其次再从基本特征上去比较两者，分析行为人签定合同的目的、手段、欺骗程度、履约态度、处置财物的方式等。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实践中的案件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法学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用死的理论来作为评判分析案件的永恒依据，我们必须不断发展我们的法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相似相异之处，为司法活动提供更加准确的评判标准，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注解]
（1）尹铮. 《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从两则案例看“司法瓶颈”》.[A].正义网.
（2）笔者认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将合同诈骗的最高刑定为死刑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

文化部


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

1964年9月17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发布

第一条 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力量，对本地区内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重要发现和收获及时报告文化部。如高等学校或其他单位拟对古遗址、古墓葬进行调查，必须征得调查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的同意，并将调查的重要发现和收获及时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
第三条 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工作，必须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能进行：
（一）为解决学术问题进行的考古发掘；
（二）在工业、农业、水利、交通、国防、城市建设等基本建设工程范围内，配合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
第四条 各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队、博物馆、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等单位，为解决学术问题，拟对某古遗址、古墓葬进行发掘时，必须经发掘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许可，征得发掘地点的土地使用单位或个人的同意，报请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批准并发给考古发掘执照后，始得进行发掘。
私人或私人组织的团体，不得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第五条 前条拟发掘的单位，必须填写申请书一式3份，报请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申请书包含下列内容：
（一）申请单位的名称及负责人姓名；
（二）发掘对象的名称、时代、具体地点、面积和范围（附草图）；
（三）发掘的时间或期限；
（四）发掘的学术目的、要求和计划；
（五）发掘的设备准备情况；
（六）对可能出土的文物进行保护工作的技术准备情况；
（七）领队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职务、业务工作经历和所受专业训练；
（八）一般工作人员和需要劳动力的数量。
第六条 为解决学术问题进行的发掘工作中如有重要发现，应立即报告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在发掘进行中，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认为有必要时，可派遣有经验的人员指导工作。
第七条 为解决学术问题进行的发掘工作结束后，发掘单位应及时作好土地平整工作。
第八条 为解决学术问题进行的发掘工作结束后，发掘单位应及时提出发掘情况的报告，报请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发掘情况的报告包含下列内容：
（一）发掘计划完成的情况；
（二）发掘工地平面图、典型部分的剖面图；
（三）重要遗物、遗迹的照片；
（四）发掘的初步学术成果。
文化部或中国科学院认为有必要时，柯以调阅发掘单位的原始记录。
第刀条 中国科学院的考古调查、发掘年度计划，应与文化部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由文化部通知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协助进行。
地方考古研究机构的考古调查、发掘年度计划，应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报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批准。
第十条 一切发掘单位在写完发掘学术报告后，应将出土文物（指完整器物和可以粘对成形的碎片）和标本（指可供研究用的碎片）移交发掘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或其指定单位）保存。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标本，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工作，可以暂缓移交。发掘单位因学术研究或教学需要的部分，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调拨；发掘单位需要一部分文物时，可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协商解决，如所需文物特别重要或在协商中双方意见不一致，应报请文化部决定。
第十一条 凡在基本建设工程范围内配合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除应按照《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八、九条的规定办理外，发掘计划由发掘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须经国务院批准，其发掘计划应报文化部审核批准。
发掘工作中如有重要发现，应立即报告文化部。在发掘进行中，文化部认为有必要时，可派遣有关人员协助。在重点地区的发掘工作结束后或告一段落时，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应将发掘经过、收获和成果，报告文化部。
第十二条 在考古调查工作中，如确因工作需要必须对一部分古遗址进行试掘，应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的同意。试掘可能会损坏古遗址，应从严控制。在一个古遗址内，一次试掘的面积以100平方米为限，超出100平方米即须按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办理。对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进行试掘时，不论面积大小，一律按照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办理。文化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禁止对某古遗址进行试掘。
对古墓葬不准试掘。
试掘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应移交发掘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或其指定单位）保存。
第十三条 古遗址、古墓葬因雨水冲刷或其他原因造成塌陷或暴露时，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庆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救，并报文化部备案。抢救范围应以在短期内有坍塌、破坏危险的部分为限，超出范围的，必须报文化部批准。
第十四条 非经国务院特许，任何外国人和外国团体都不得在我国境内进行或参加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凡经国务院特许在我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的外国人和外国团体，其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和有关资料，统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凡经国务院特许在我国境内参加考古发掘的外国人或外国团体，需要部分文物、标本或资料时，应报请国务院批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国务院批准，由文化部发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