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在开庭审判前试行调解时不必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吉法民字第9号关于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前试行调解工作是否应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请示已收阅。我院同意你院的意见，即民事案件在开庭审理前的试行调解工作，审判员可以独自主持进行，不必邀请人民陪审员参加；……。
此复。



1964年1月18日

【案件回顾】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

河南禹州农民时军锋逃避高速公路高额过路费，案发后让哥哥时建锋顶罪。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时建锋为牟取非法利益，非法购买伪造的武警部队士兵证、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并购买两副假军用车牌照，悬挂到自己购买的两辆自卸货车上，雇用他人驾驶车辆，通行郑石高速公路运送沙石，累计骗免通行费368万多元。

2010年12月21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

因不堪压力，后时军锋自首。随后，法院表示因时建锋在审讯过程中新供称有共同犯罪嫌疑人，原判事实出现新的证据，决定对该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不少媒体分析，“天价过路费案”之所以震动全国，引起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犯的“低级失误”不无关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通报所言，该案的判决存在着“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问题，判决结果“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

当众多人把矛头对准司法公信力的时候，是否又有人对公众的感受来想，368万元过路费的真实存在，可能比这笔过路费掺水造假，法官审查不严问题更加严重。后者可能只是事关一个交通收费机构的诚信，那么真实的天价过路费，则让大家看到了，高额公路收费究竟有多高。这个案例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不是一个小小的法庭所能承受的。百姓想省钱，地方政府、企业、银行想盈利，造成这样的局面无不反映了各利益方的相互牵制。

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的公路还是“公”路吗？类似的问题似乎已无需作答。在2006年我国十大暴利行业名单上，高速公路业与房地产等行业比肩而邻。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正是基于公路本身的“公益性、公共性”。我们姑且认可“收费还贷”的正当性，那么是不是也应当厘清相关部门所收费用之中，到底有多少是用于还贷以及道路建设和维护的，又有多少是用于私利的呢？

在我国收费公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有媒体甚至用“狂热”来形容我国的收费公路建设，为此，众多司机甚至不得不尝试各种办法躲开那些收费站。然而，利用收费公路大肆敛财的做法，亵渎了法律，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它不仅大大提高了区域经济之间的物流成本，阻碍了区域间经济的互补，还严重影响了公路的利用率和运输效率，制约了旅游、运输等与交通行业密切相连的行业的发展。同时，收费公路衍生出来了一系列腐败问题。转让、收费，一系列过程的暗箱操作，直接导致了收费公路大量成为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一些公路违规收费，公路转让经营权不规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也借此突破政府还完贷款收费即中止的底线，使收费公路延续不断地成为向社会吸取的“提款机”。

实际上，公路不是“私路”，理应姓“公”。作为公共产品，人们通行时还要交“买路钱”，如此这般，公路还姓“公”吗？退一步讲，在现有的国情下，收费偿还公路贷款，中国的老百姓虽不情愿，但大都积极配合，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前路桥收费状况严重不透明，各种相关信息根本不公开。作为各种公共设施的最终拥有者和使用者，公众有权知道路桥贷款的清偿规划、收费中用于偿还国家贷款的比例，更有权就相关收费要求举行价格听证。比如说，贷款一旦还清银行，就应立即停止收费。而在这些问题上，有关职能部门从不公开、一致缄默的态度，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这才是“收费还贷”变成真实谎言、闹剧的根本原因。

自1984年国务院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以来，各地利用这项政策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公路建设资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公路事业特别是高等级公路的发展。但目前我国收费公路的审批和监管体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级政府既是公路的审批者，又是监管者，“内部自行管理”的局面成为监管漏洞的根源。一些收费公路甚至已经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提款机”。“监督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审计署或各地审计部门应该对各类路桥——无论是集资、投资、贷款、拨款修建的——进行审计，看它们的收费和开支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弊病。同时，主管部门应该承担责任，每年公布收支情况，明确停止收费的时间，接受公众和使用者的监督，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公信力和法院工作健康发展。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最终目标是为公众谋福利，造福于百姓，如果说“收费还贷”成了骗人的谎言，那么贷款修路的意义又何在呢？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