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8月30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民族工作机构
第三章 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
第四章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第五章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第六章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第七章 维护民族团结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民族工作，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中的少数民族，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除汉族外的我国其他民族。
第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保障少数民族公民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教育他们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经常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教育，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法制教育。应当教育各民族公民加强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作出贡献。

第二章 民族工作机构
第五条 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山东省人民政府主管全省民族工作的职能部门。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民族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事务工作。
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多，但工作确实需要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也可设民族工作机构或专职人员管理民族事务。
第六条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检查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二）承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有关事项，处理民族关系的有关事宜；
（三）会同有关部门，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
（四）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人才的培养、使用工作；
（五）参与管理国家用于少数民族各项专款、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和使用；
（六）进行有关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三章 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
第八条 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30％左右的乡（镇），可以建立民族乡（镇）。本条例颁布以前建立的民族乡（镇）不受上述比例限制。
民族乡（镇）的名称，以地方名称加民族名称确定。
民族乡（镇）的建立或撤销，须由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民族乡（镇）的乡（镇）长，由建立民族乡（镇）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
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第十条 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50％的村，可以称为民族村。个别特殊情况可低于这个比例。
城市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50％的居民委员会，可以称为民族居。
民族村、民族居由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确认，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民族村的村民委员会、民族居的居民委员会，以建立民族村、民族居的少数民族村民、居民为主组成。
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虽不足50％，但有一定数量的村、居，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应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村民、居民。
第十一条 省和少数民族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其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每一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十二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配备和吸收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少数民族人口万人以上的县（市、区），其县级领导成员中应有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十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保障少数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少数民族正常的宗教活动。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强制少数民族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禁止歧视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
禁止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十五条 少数民族公民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受到民族歧视、侮辱时，有向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接到申诉和控告，必须及时调查处理。
少数民族公民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

第四章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财政、税收等方面，贯彻执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在资金、物资、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扶持帮助下列少数民族企业和主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企业发展生产，解决困难，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民族乡（镇）、民族村、民族居办的企业；
（二）少数民族集资办的企业；
（三）少数民族投资额占50％左右的企业；
（四）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30％左右的街道办事处办的企业；
（五）为少数民族生产特需用品、传统食品和主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服务对象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
第十八条 少数民族企业和主要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企业，未经企业所有者和主管部门的同意，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任意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
第十九条 民族乡（镇）的财政体制，应由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民族乡（镇）的财政收支状况确定。在核定其财政上缴或财政补贴基数时，应优惠于其它乡（镇），超过核定基数的超收部分全部留给民族乡（镇）。
民族乡（镇）的财政预算支出，应设2％—5％的机动金。
第二十条 在民族乡（镇）、民族村、民族居和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居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建筑工程，应照顾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作出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安排。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贫困村制定发展生产计划，扶持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对少数民族群众中的贫困户要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和救济。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为城镇少数民族待业人员创造就业条件。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合理分配和使用国家用于少数民族的各项专款资金，不得扣减、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帮助民族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发展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创造条件，保障少数民族的适龄儿童少年，按照统一规划，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鼓励和帮助更多的少数民族公民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和高等教育。
第二十六条 凡少数民族学生占50％以上的小学，可以称为民族小学。民族小学由县（市、区）以上教育部门批准。

凡少数民族学生占30％以上的中学，可以称为民族中学。民族中学由市（地）以上教育部门批准。
民族中小学校的校长或副校长中应有少数民族公民。
少数民族学生较多但未达到30％比例的中学，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民族班。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师资。在培训在职教师时，应有计划地安排民族中小学的教师参加。
第二十八条 国家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招收新生时，应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少数民族公民进行普及科学技术的教育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具有民族传统和特点的文化体育活动。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办好民族乡（镇）、民族村和有少数民族居住村的卫生院、卫生室，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开展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城市中有条件的可开办民族医院或民族诊所。
第三十二条 少数民族应依法实行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
提倡和鼓励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公民的只生育一个孩子，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应按生育计划予以安排。

第六章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第三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三十四条 在招工、征兵、录用国家工作人员时，有关部门不得因少数民族生活习惯不同，拒绝招收或录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三十五条 当地人民政府应为有特殊生活习惯的少数民族建立必要的饭店、食品店、肉类供应点。对清真饮食服务行业应予以保护和扶持。
第三十六条 当地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期间，对有关少数民族职工的放假和少数民族公民副食品的供应，应作出适当安排。
第三十七条 在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较多的单位，应设置清真食堂或清真灶，没有条件设置的单位，应按国家规定发给少数民族职工清真伙食补助费。
第三十八条 宾馆、旅店、招待所及其他公共场所，不得因生活习俗不同，拒绝接待少数民族公民。
第三十九条 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在制定市政建设和管理规划时，应照顾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第七章 维护民族团结
第四十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四十一条 禁止使用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地名。禁止在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广播、演出以及其它活动中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
第四十二条 各级国家机关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应与该民族的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8月30日
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

吴晓娴


一、 期待可能性概述
　　期待可能性一词,最早从德文Zumutbardeit翻译过来，其词义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变迁，早先纯指“对于他人做某些要求”，而后，”又有“无理的要求”“强求”的意味。今在刑法理论或判例上，多指“正当合理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种情况来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含义：当行为者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得已的违法行为，而这种无奈情况，是对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和行为人的立场上，均不可避免的实施该违法行为，那么，对该违法行为人是否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期待可能性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指对于某一行为要认定其有刑事责任，必须对该行为者期待能不为该犯罪行为的其他适法行为的情形。也就是，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期待该行为者不为该犯罪行为时，而行为者去违反这种期待而为该犯罪行为，则发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行为者作出违法行为时，缺乏这种期待，则此时，期待可能性成为阻却责任的事由，使行为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 待可能性的理论背景介绍
　　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不仅属于立法上的问题，而且也体现为法律解释上的问题。在具体阐述期待可能性问题之前，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基础。
在有关犯罪论的问题上，各国的理论是有区别的。英美法系采用的是一种双层结构模式，犯罪成立分为两个要件，即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二者具备即可以认为是犯罪成立，可以看出，英美法系中责任和犯罪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里，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以梅兹格为代表的“行为论”；另一种是以麦耶为代表的“构成要件论”。二者均采取了三元结构模式，也称三段论模式。其区别在于：犯罪成立的第一要件到底是行为还是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论”的犯罪体系为：行为—违法性—有责性，将没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外衣的“裸的行为”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论“的犯罪体系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其中，构成要件论是大陆法系的通说。所以，我们有关期待可能性的本体阐述将限制在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论的犯罪论基础上。
　　在“构成要件论”中，有责性是最根本的，三个要件之间又有各种联系，简单分析如下：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是互相统一的一个体系，但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一个层次式，或称为递进式关系。由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一般认为可以合理推出行为的违法性。引用麦耶的一段论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如“烟”和“火”的关系，由前者可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但也有例外事态，即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情形。”而对于“有责性”而言，构成要件的满足同时也是责任的类型化，“违法性”的推定，也可以推定行为人责任的存在。但仅此尚且不够，还要有独立责任要素的存在，即：责任能力，责任的故意或过失，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基于此，期待可能性是作为“有责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出现并存在的。
　　三、 期待可能性的起源和发展
　　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源于1897年3月23日德意志帝国法院第四刑事部的判例“癖马案”。该判例后，麦耶于1901年发表了《有责行为极其种类》一文，首次将责任列入规范要素，有学者认为，这是首开规范责任论的先河。通说认为，最早提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弗兰克（Frank），他在1907年的论文《论责任概念的构成》中，提出责任的本质是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周围的情况会影响到责任的程度。此后，经过克尼格斯曼(Kriegsmann)的批评研究和格尔德施米特的发展，弗罗登培尔的研究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伦理性要素，是不可豁缺的，但理论上应该包含于故意和过失的概念之中，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故意和过失的责任一般被阻却。在众多学者的基础上，大体上完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是施米特，他修正了格尔德施米特的二元规范论，提出了法规范的两种作用，即评价规范作用和命令规范作用。他认为，只有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且不存在动机过程中的阻碍“义务”作用的情况时，才有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并把责任判断扩大到行为人整个人格，认为责任概念实质的精神核心在于行为人反社会的心情。
　　经过上述学者的修正和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也随之成熟，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了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否定了心理责任论将责任解释为故意和过失的总和，并将罪过看作一种心理事实而完全排斥规范评价的理论，认为责任反映了规范（价值判断）与心理事实具体结合的关系，认为责任的本质是从规范角度对心理事实加以非难的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正是决定责任界限的要素。
　　由此可见，期待可能性基本理论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在德国完成的，但随着该理论经过木村龟二、泷川幸辰、佐伯千仞等传入日本，对日本刑法学界和日本刑法判例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在日本判例中，大审院时代的“第五柏岛丸事件”被认为是日本司法实践引用期待可能性的先驱，其地位类同于德国“癖马案”。二战后，日本面临着战败的经济恶化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级法院对“劳资争议案件”和“经济统制法规”案件等，大量引用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以显示对人性弱点的保护，期待可能性逐渐成为大陆法系刑事责任思想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论。
　　四、待可能性理论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期待可能性是责任要素，学说上并无争议，对于期待可能性在责任论中的位置，有三种主张：一，将它作为与故意、过失并列的第三种责任要素，如弗兰克、格尔德施米特。二，认为期待可能性应包含在故意、过失概念之中，是故意、过失的构成要件学说，如弗罗登培尔、施米特。三，认为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有责性”的例外性要素，即期待可能性的不存在作为责任阻却事由，如佐伯千仞。可以做一个简单分类，前两种学说将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积极的责任要素，而后一种则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的责任要素。
　　本文认为，首先，在“有责性”中，期待可能性与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是不同的概念。责任能力注重的是对行为人个体的客观事实的判断，是偏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是从行为者内部进行考虑。而期待可能性则偏重社会性，是从行为人行为时的外部情况来考虑的。故意、过失侧重于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考察，而期待可能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基于具体环境而产生的对主观心理的一种外部评价。故意、过失对犯罪而言，是必须具备的要件，而期待可能性更大的意义是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事由。并且，有判例表明，即使存在期待不可能的情形，行为人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此种情况下，期待可能性是作为一种减轻责任事由。不可否认，故意、过失和期待可能性有重要联系，但是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期待可能性不能成为故意、过失的构成要素。故意、过失是责任判断的客体，而期待可能性则体现了对责任的判断。如果承认期待可能性是故意、过失的要素，则在逻辑上有不合理之处，就抹杀了期待可能性存在的意义。
　　而第一种观点是由来已久的，将期待可能性列为与故意、过失和责任能力并行的责任的积极要素。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可以左右责任的有无外，还可以影响责任的大小，对责任的成立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将其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明确存在于每一个犯罪之中，确实有夸大之处，主要理由如下：一，在现实的判例中，以期待可能性阻却、减轻责任只是有限的一部分，如果以其作为责任构成的积极要素，那么，检察官在证明被告人犯罪时，还要举证期待可能性的有无，无疑大大增加了举证责任。二，期待可能性是对责任评价的对象——故意、过失的评价，而故意、过失是被评价的对象。将对象和评价列于同一并列位置上，逻辑也不甚合理。三，期待可能性的价值不仅在于阻却责任，还包括减轻责任，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独立的责任要素，则无法体现其减轻责任的价值。所以，将期待可能性作为积极的责任第三种要素，并不合理。
　　对于第三种观点，佐伯教授有一段论述：“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责任要素的东西，与期待可能性的要件在逻辑上决不是单纯并列于同一平面上的，两者毋宁说是处在前提和从前提引出的结论的关系上。法律允许进行相应的推定。即，行为人既然是责任能力者，具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可以说能够期待他事实合法行为（即他是有责的）。也就是说，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责任的原则型，这个原则型的充足就相应的推定期待可能性的存在，然而，这到底仅仅是相应的推定，如果存在例外的情况，就可以自然打破这种推定。”
　　佐伯这种“原则—例外”的思考类型对于解释实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它灵巧的跳出了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纠缠。这种原则，承认了责任能力、故意、过失与期待可能性的紧密联系，肯定了犯罪论的一般情况的存在意义，但又不把期待可能性等同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将其作为一个例外因素来考虑，只在特别的外部情况下，才产生阻却责任的作用，是问题变的简单。对待是否构成犯罪时，只须注意其有无特殊情况即可，无须证明每个案例的特殊情况。所以，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是可取的。
　　（二）中国刑法理论体系中对期待可能性引入的探讨
　　1、期待可能性适用的合理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成为刑法理论的一种主流思潮，极大的影响了刑法理论和实务。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体现了法追求的公平、合理，并且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成为罪责理论的一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偏重于犯罪人的立场，会产生弱化司法，降低刑法功能的作用。本文从以下几点分析期待可能性的合理之处：一，期待可能性符合刑法谦抑的精神和预防、教育犯罪的目的；二，凸现了对人性的关怀，规范责任论中认为，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如果处于非正常情况下，行为人对于期待不可能的情况选择违法时，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是有悖于人情且不人道的。所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引入期待可能性是值得肯定的。
　　2、实定法上期待可能性的引入
　　1925年，德国刑法草案22条第1项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依该情况不能期待其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不得科以处于故意而为之所科之刑罚。”1927年，德国刑法草案第25条规定“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现在无其他避免方法之重大的损害危险，而实行得科刑罚之行为者，如已顾虑与义务相应之对立的利益，仍不能期待该行为人或面临危险者忍受将发生之损害时，则视为紧急状态下之行为。”日本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期待可能性，但通说认为日本刑法第36条第2项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防卫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37条第1项但书关于根据情况减轻或免除过剩避难行为的刑罚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犯人的亲族为了犯人的利益而藏匿犯人、湮灭证据的行为免除其刑罚的规定，都是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的。
　　3、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中，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通说认为，具备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就能成立犯罪，同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在我国刑事责任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被认为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责任论被严重弱化，并未该于其应有的地位。刑事责任并没有独立出来，对犯罪的成立构成影响，基于此，期待可能性作为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责任论中的概念，如何引入我国这种主客观统一的犯罪构成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种将期待可能性置于罪过理论中加以研究，由期待不可能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中故意、过失本身便体现了心理事实与规范评价的统一，已经实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主张将期待可能性引入我国犯罪主观要件加以完善罪过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第三种观点将期待可能性放在刑事责任论中加以研究，作为第四个归责要素。
　　本文认为，法律是一门世俗化的学科，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任何对实践有利的理论，我们都可以将其引入，并加以利用。我国刑法理论与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的差别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对我国刑法体系与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接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法的一大特点是追求稳定，对法的发展，对先进制度的引进，无论是理论上或实务上，应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发展，而不是由剧烈的变动去成就。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在上一节论述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的关系时，已经阐明，期待可能性与故意、过失有本质区别，所以无法将其置入罪过中作为阻却罪过进而阻却责任的要素。第二种观点，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有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四种表现。其中，共同之处在于对犯罪主观方面都划分为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意识因素是行为人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和分辨情况，一般只要求有对自己行为及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和对犯罪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 ，而意志因素则体现为认识、决定、控制自己行为的心理因素，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犯罪构成的罪过认定仍只定位于行为人的心理因素，而并未掺入规范评价的因素。
　　对于第三种观点，在《刑事责任论》中，将刑事责任的要素归结为：责任能力、事实性认识、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本文认识，首先，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而言，通说认为，罪过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刑事违法性。其次，在我国刑事理论中，刑事责任的归责并不能影响罪的成立，所以，将期待可能性列为归责要素之一，不仅夸大了期待可能性适用上的作用，而且，也对于刑法实务也无太大的适用性。如上节所述，在讨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中，期待可能性居于什么地位时，本文选择了赞同佐伯教授的“原则—例外”型思维模式。所以，在此，我们也选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我国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的位置。避开两种不同的犯罪成立体系的分歧，在我国犯罪论理论中，我们继续沿用犯罪构成要件论，符合犯罪构成即认为是犯罪，并推定存在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但在一定范围内，考虑期待不可能的存在作为阻却或减轻责任的事由。对于这个范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如果任何犯罪构成中都要考虑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无疑回产生适用上架空该理论的弊端，而将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违反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又能合理发挥期待可能性的作用，对于这个适用范围，我们放在下个问题中讨论。
　　4、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及限制
　　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及限制主要通过下面三个方面实现的。
　　（1）期待可能性与超法规的责任阻却
　　无论是把期待可能性解释为责任的积极要素，还是把其不存在解释为消极的责任要素，关于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阻却责任是没有争议的。期待可能性对于责任的阻却，对于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而言，同样得到确认，这种理论是当今的通说。而对于期待可能性是一般的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还是仅在刑法上有规定的场合才阻却责任，这一点学理上有分歧。
　　超法规责任阻却说源自格尔德施米特，传到日本，受到佐伯千仞、团藤重光、泷川幸辰、等学者的推崇成为日本学界的通说。现行德国学界受其帝国法院判例所示限制，主张限制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认为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期待可能性不认为是阻却责任事由，并认为如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则为违法。还有部分学者如木村龟二、大冢仁则认为对于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阻却责任事由，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
　　本文认为，反对论的主要观点的立场是为了防止对期待可能性的滥用而导致产生司法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的意图，是在不合理的特殊个案中，消减制定法的规定和显示社会之间的矛盾，以体现对人性的合理化关怀，保持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企图填补国家强力的法规范和国民脆弱人性之间造成的空隙。这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对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行为人进行救济。如依否定论，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时，即使行为者存在不能被责难的事由，也必须对其加以责难，这与该理论的价值相悖，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所以，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是较合理的。
　　（2）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对于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学理上有三种学说：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标准说，分别分析如下。
　　一、 行为人标准说，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节，在伦理上或道义上是否值得非难来决定是否有期待可能性。此说主张就各个犯罪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二、 平均人标准说，认为应假设平均人（一般人或常人）处于行为者的地位，根据在行为时，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提倡此说的有格尔德施米特和施米特等。判例上首次引用的为昭和23年1948年东京高等裁判所做出的一个案例。这种学说是当今的通说。
　　三、 国家标准说主张期待可能性的标准不应该放到行为人或平均人中间去寻找，而应以国家或法秩序所请带行为者采取适法行为的具体要求为标准。
以上三种学说之间互相进行了批判，对行为人标准的批判理由为：容易造成“理解越多宽恕越多，理解全部即宽恕全部”的缺失，是责任判断成为不可能，软化法秩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可能会导致判断上的极端化；很难再现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精神状况，法缺乏适用性。对平均人标准说的批判为：刑法上的责任自始就是以普通人为标准，责任能力就是普通人的责任能力，无法区分责任能力人和平均人，二者无本质不同；平均人的观念缺乏统一标准，概念不明确，以此为前提，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是暧昧的；平均人毕竟不等于行为人，对平均人具有期待，对行为人不一定具备，同样是对行为人的强大非难。对国家标准说的批判为：此学说认为，以法律秩序期待的可能性来认定，只是以问题来回答问题，且过于抽象，有很深的国家色彩，此学说是对公民权利的威胁，与期待可能性价值不符。
　　本文分析认为，汪福增教授在《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采取的折中行为人标准和平均人标准，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做法值得提倡。大冢仁有一段论述“期待可能性正式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以行为人标准为主，正式考虑到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环境和心理状况事实，具有合理性，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这种判断并非等于行为人自己的判断，而是由法官结合行为人行为时各方面的主客观情况，以行为人角度来判断，并且，随着今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较精确的确定行为人行为时的环境和精神心理是有可能实现的。此外，只有在利用行为人标准，期待可能性实在无法判明时，再参照平均人标准以避免行为人标准的极端和弥补平均人标准的偏差。
　　（3）期待可能性的适用范围
　　一、强制状态下的行为
　　对于强制状态下的行为，一般认为可分为绝对强制和相对强制。在绝对强制状态下，行为人毫无任何意思自由可言，缺乏意思支配的可能性，不属于犯罪判断的对象，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问题。相对强制按行为人心理上遭受强制是否达到丧失对意志支配程度又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未达到不可抗拒的地步，此时可对对方进行正当防卫，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第二种强制达到不可抗拒，但又有相对自由意志时，此时才有可能考虑期待可能性的问题，但对于紧急避险是否可引用期待可能性则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