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9号）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已于2011年9月22日经第10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盛霖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终止与善后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交通运输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交通运输设施毁损，交通运输中断、阻塞，重大船舶污染及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等，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疏散或者救援人员，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第三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国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分级负责、分类管理、协调联动的交通运输应急管理体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应急联动协作机制，共同加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第二章 应急准备

第六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发布国家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规划，统筹规划、建设国家级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队伍、应急装备和应急物资保障基地，储备应急运力，相关内容纳入国家应急保障体系规划。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并发布地方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规划，统筹规划、建设本辖区应急队伍、应急装备和应急物资保障基地，储备应急运力，相关内容纳入地方应急保障体系规划。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相关专项应急预案，制定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地方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部门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单位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第八条 应急预案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可能需要提供的交通运输应急保障措施，明确应急管理的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监测与预警、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恢复与重建、培训与演练等具体内容。
第九条 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程序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应急预案涉及其他相关部门职能的，在制定过程中应当征求各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与本级人民政府及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应急预案衔接一致。
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报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公共交通工具、重点港口和场站的经营单位以及储运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交通运输企业所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向所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应急预案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情势变化和演练验证，适时修订。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划和应急预案的要求，根据应急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应急装备和应急物资储备、维护、管理和调拨制度，储备必需的应急物资和运力，配备必要的专用应急指挥交通工具和应急通信装备，并确保应急物资装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实际需要，统筹规划、建设交通运输专业应急队伍。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队伍。
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应急队伍应急能力和人员素质建设，加强专业应急队伍与非专业应急队伍的合作、联合培训及演练，提高协同应急能力。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与其他应急力量提供单位建立必要的应急合作关系。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本辖区内应急装备、应急物资、运力储备和应急队伍的实时情况及时报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将本单位应急装备、应急物资、运力储备和应急队伍的实时情况及时报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所有列入应急队伍的交通运输应急人员，其所属单位应当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和器材，减少应急人员的人身风险。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应急处置实际需要鼓励志愿者参与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对活动。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建立专家咨询制度，聘请专家或者专业机构，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提供相关意见和支持。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制度，并结合交通运输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组织开展交通运输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制订年度应急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应急培训工作。
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根据本地区、本单位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特点，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定期组织开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鼓励、扶持研究开发用于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的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具。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情况，编列应急资金年度预算，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专项资金。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安排应急专项经费，保障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需要。
应急专项资金和经费主要用于应急预案编制及修订、应急培训演练、应急装备和队伍建设、日常应急管理、应急宣传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等。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制度，及时收集、统计、分析、报告交通运输突发事件信息。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各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获取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突发事件信息。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风险评估机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交通运输的相关信息及时进行汇总分析，必要时同相关部门进行会商，评估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损害，研究确定应对措施，制定应对方案。对可能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
第二十六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危险源管理工作。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组织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组织开展企业内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危险源辨识、评估工作，采取相应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危险源监控与管理，并按规定及时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七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基础信息数据库，配备必要的监测设备、设施和人员，对突发事件易发区域加强监测。
第二十八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通信系统。
第二十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交通运输企业应当建立应急值班制度，根据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种类、特点和实际需要，配备必要值班设施和人员。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宣布进入预警期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预警级别和可能发生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特点，采取下列措施：
（一）启动相应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二）根据需要启动应急协作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
（三）按照所属地方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要求，指导交通运输企业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四）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加强值班和信息报告；
（五）按照地方人民政府的授权，发布相关信息，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提出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六）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的运力和装备，检测用于疏运转移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应急通信设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七）加强对交通运输枢纽、重点通航建筑物、重点场站、重点港口、码头、重点运输线路及航道的巡查维护；
（八）法律、法规或者所属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的其他应急措施。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事态发展以及所属地方人民政府的决定，相应调整或者停止所采取的措施。

第四章　应急处置

第三十二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第三十三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部署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十四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发生后，负责或者参与应急处置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组织运力疏散、撤离受困人员，组织搜救突发事件中的遇险人员，组织应急物资运输；
（二）调集人员、物资、设备、工具，对受损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抢修、抢通或搭建临时性设施；
（三）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控制，设立警示标志；
（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五）必要时请求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启动联合机制，开展联合应急行动；
（六）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报告突发事件信息以及应急处置的进展情况；
（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或者授权及相关规定，统一、及时、准确的向社会和媒体发布应急处置信息；
（八）其他有利于控制、减轻和消除危害的必要措施。
第三十五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超出本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置能力或管辖范围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应急处置需要请求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资金、物资、设备设施、应急队伍等方面给予支持；
（二）请求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调突发事件发生地周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给予支持；
（三）请求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派出现场工作组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指导；
（四）按照建立的应急协作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参与应急处置。
第三十六条 在需要组织开展大规模人员疏散、物资疏运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指令，及时组织运力参与应急运输。
第三十七条 交通运输企业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应急设备、设施、队伍的日常管理，保证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开展。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交通运输企业应当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组织、调度和指挥。
第三十八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可以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交通运输工具、相关设备和其他物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五章　终止与善后

第三十九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负责应急处置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人民政府的决定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有关要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第四十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并向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四十一条 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扶持遭受突发事件影响行业和地区发展的政策规定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的恢复重建规划，制定相应的交通运输恢复重建计划并组织实施，重建受损的交通基础设施，消除突发事件造成的破坏及影响。
第四十二条 因应急处置工作需要被征用的交通运输工具、装备和物资在使用完毕应当及时返还。交通运输工具、装备、物资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补偿。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
监督检查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应急组织机构建立情况；
（二）应急预案制订及实施情况；
（三）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四）应急队伍建设情况；
（五）危险源监测情况；
（六）信息管理、报送、发布及宣传情况；
（七）应急培训及演练情况；
（八）应急专项资金和经费落实情况；
（九）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第四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交通运输企业等单位应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影响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有效进行的，由其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或追究相应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海事管理机构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治船舶污染等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内容提要: 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邻接权区别于著作权而存在，但二者的权利对象区分模糊，引起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内部的不协调。邻接权与著作权两者区分的根源在于版权体系与作者权体系认定作品所采用的独创性标准不一致。以独创性标准为最终着眼点，邻接权与著作权权利对象属性具有高度的统一性。


我国著作权理论体系中存在着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区分。作为作者权体系独有的概念，邻接权概念从产生之初即以不同于著作权而存在着，制度设置的初衷亦强调邻接权对著作权的从属性，其权利内容的设置不得影响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在著作权不断扩张的同时，邻接权也在悄然发展，目前邻接权人的权利内容与著作权人相差无几。然而，由于邻接权的对象与作品在认定标准上存在着差异，邻接权的权利扩张遭到质疑，我国著作权体系则陷入了混乱。
从录音制品开始，邻接权的重大发展总是伴随着新技术的来临而发生，这很容易遮蔽人们对邻接权制度本身的认识——论者常常着眼于将新技术和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趋势作为产生新的邻接权要素，而忽略了邻接权与著作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总体来说，作者权体系国家坚持邻接权与著作权相区别，而版权体系国家则认为邻接权与著作权没有不同。这样一正一反的结论也许就蕴含着邻接权与著作权之间的共通之处。在对邻接权与著作权的法律关系具体剖析后，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分根源在于两大体系认定作品所采用的独创性标准的不一致。然而，纵观历史发展，独创性标准在两大体系中已有融合的趋势，邻接权与著作权亦不应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笔者以独创性标准为最终的着眼点，论证邻接权与著作权权利对象属性的统一性，以协调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内部的制度设计。
一、著作权与邻接权法律关系解析
萨维尼认为，权利是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法律关系是私法的“中心概念”。确立法律关系的基础地位，研究的重心在于分析新的法律关系是否来源于生活关系，是否符合整个法律体系。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就不会仅仅纠缠于是否要设置权利以及权利的内容是否恰当。[1]39 应用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是确认权利在法律制度中是否合理与恰当的重要途径。邻接权与著作权同处于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其调整的对象都属于私法体系中的财产权法律关系，运用法律关系的分析方法来判断邻接权在著作权制度中是否合理与恰当具有可行性。
具体而言，从主体方面来看，源发性著作权因创作事实而产生，作者一般是自然人。传统邻接权理论认为，邻接权因为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及广播组织传播文化产品的行为而发生。表演者通常是自然人，也存在表演团体的情形，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以及广播组织则通常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者权体系坚持作品中须体现作者个性或人格，并对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人格权进行保护，这一原则下作者只能是自然人。而邻接权的主体多是以企业或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一点导致在邻接权产生之初，作者权体系下的著作权概念中无法将其容纳。
作者权体系固守着作者是自然人的原则，源于 19 世纪哲学和美学对作品以及作者的定性在其立法初始被用于解释著作权的正当性。但是，版权体系国家对于作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迅速为经济利益所取代，这种转变甚至发生在版权尚未站稳之前。20 世纪以后，同样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对传统美学观带来了冲击，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这样一种思想被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解构得支离破碎。既然作品中并不必然地体现作者人格，那么作者概念就不必再固守着“自然人”的范畴。
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作品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许多作品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事实上，作者早已突破自然人范畴，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者基于与创作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被视为作者在立法技术上已没有障碍。作者权体系国家最终承认法人或其他组织制作的成果可以构成作品，但是采用另行规定的立法模式，无不说明其理论的自我束缚。如德国在 2003 年《著作权法》中，将法人或其他组织制作的电影作品作为不同的作品类型规定在第 3 章，对电影作品权利人权利内容的重复规定，未能说明电影作品与其他作品类型相比具有特殊性，反而更显出德国立法者受其理论约束的无奈。
因而，主体是否是自然人早已不能区分邻接权与著作权，现有著作权体系的混乱就在于以主体作为划分权利的依据，认为作者享有著作权，而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享有邻接权。
在权利内容上，著作权人享有广泛的权利，作者权体系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型。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版权体系国家也开始对作者的精神权利进行保护。传统观念认为，邻接权的产生是对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因而邻接权的享有必须受制于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现有的著作权。然而，从权利产生的继受性而言，无法区分邻接权与著作权。如作品的翻译者以及作品的改编者、汇编者也是经过原著作权人的授权，利用已有作品，融入自己的创作形成新作，但他们依然可以享有著作权。邻接权的权利对象并不局限于传播作品的产物，很多情况下，邻接权的对象是源于对无法形成作品的信息的再现。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近年来邻接权的权利内容呈现出扩张的趋势，邻接权与著作权在保护内容上的差别在逐渐缩小。
在权利对象方面，著作权的对象是作品，但从外在形式来看，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组织节目都可以是作品的表现形式，二者无从区分。获得邻接权保护的对象虽然目前并不要求有独创性，但是并不否认这些对象事实上存在着独创性。根据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来判断，很难想象照片、计算机程序、地图等作品独创性程度高，而表演、录音制品和广播节目的独创性程度低。独创性标准的高低无法在邻接权与著作权之间清晰地划定。
经过对两者法律关系构成方面的解析，邻接权与著作权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关系，而这种相近的关系已不再建立在作者与传播者的基础上，作者权体系认为，邻接权是关于传播者的权利或者作品辅助者的权利更无法解释邻接权中出现的“超越传播、辅助”的现象，因而传统观念所持的邻接权概念无法自圆其说。
二、著作权权利对象之考察
对财产权概念而言，权利对象的属性和行使权利方式具有最重要的价值，而权利对象的属性决定权利的行使方式。权利对象与法的价值取向是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核心，而概念与价值是体系建立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自明。[2]118按照这样的逻辑起点，权利对象的属性研究将会揭开邻接权的真面目。邻接权与著作权是否能统一在完整的体系中，判断二者权利对象的属性是否一致是关键。
法律概念设定的基础不在于概念的设计者已完全掌握该对象的一切重要特征，而在于其为目的性的考虑，取舍该对象已认知之特征，并将保留下来的特征设定为充分而且必要，同时在将事实涵摄于概念之运作中。[3]由于作品的概念受到各国预设的著作权立法目标的约束，各国作品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都存在着差异。目前，理论上对作品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作品是符合法定形式、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其中“独创性”要件是所有国家普遍采用的作品的构成要件，而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在承认“口头作品”的国家并不是作品的必要条件。这样作品的概念最终归结为“独创性的表达”。
(一) 思想与表达二分
著作权理念产生之初，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理论是为了划分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力证文学产权的正当性。思想与表达作为划分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的依据，就是源于对图书的思想与表达的区分，从具体的图书走向抽象的表达，才确定了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在现代著作权理论发展过程中，思想与表达二分理论成为认识作品本质的一个基本假设，确立了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不保护思想本身这一基本公理。但由于思想与表达直接从文学理论中借鉴而来，在法学层面上，存在着概念上的模糊性，至今仍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认为此原则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存在着缺陷。不过目前并没有人能彻底推翻思想与表达之分，提出新的理论来界定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对于作者权体系和版权体系对作品的界定虽然有差异，但将作品的上位概念界定为“表达”，各国基本上形成共识，作品最终确定为“独创性的表达”。表达是作品的最终归属，而独创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关注作品的独创性，并不是对作品创作过程的回归，因为著作权保护的始终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创作过程。作品中所蕴含的独创性的内容和形式最终体现为作品受保护的范围，对作品的独创性的规定，则是各国作品概念的分水岭。
( 二) 独创性标准的演变
邻接权产生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某些有价值的非物质劳动成果不具备“独创性”而无法受到狭义著作权的保护。这与作者权体系下对作品概念以及独创性标准的规定有直接的关系。
“独创性( originality) ”最初并不是法律概念，文学理论的变迁对独创性的理解产生着影响。尽管大多数国家将作品界定为“独创性的表达”，但是各国在法律上对“独创性”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不同的独创性概念界定，不能简单的认定哪一种标准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对独创性标准的采用上，各国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已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情形。
英国的版权制度被普遍地认为是采用“额头汗水”方法实施版权保护。虽然这一论断并未有明确的权威判例用详细的语言来支持，但是对英国案例进行考查的结果显示，许多判决依据的标准只能是额头汗水的方法。[4]英国的独创性要求作者必须证明有足够的劳动、技巧和判断被投入到作品的创作中，其中劳动的作用并没有与其他检验标准即技巧和判断分离开来。
美国关于独创性理论的探讨始于 1839 年的Gray v． Russell 一案。[5]在Gray v． Russell 一案中，斯托里( Story) 法官认为，只要作者花费时间、精力、技巧等用自己的方式将已有材料组织起来即可产生独创性作品，并不要求所用材料一定是前所未有。1884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Burrow－ 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案中将独创性标准提高到“体现作者个性”。[6]在 1903 年的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7]案件中，霍姆斯( Holmes) 大法官使美国的独创性标准确定为“独立完成”。面对低标准独创性产生的矛盾，美国对作品独创性标准与版权侵权标准采用双重标准：即作品独创性的标准是独立完成; 版权侵权的标准则除了证明独立完成以外，还需要证明未接触过被侵权作品或者经由法庭认定该作品与被侵权作品之间不存在“实质相似性”。[8]1991年 Feist Publisication，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Inc． 一案[9]被认为是美国独创性标准的转折点。目前，美国的独创性标准要求版权作品除了作者独立完成，还应该展现出适量的创造性，这一独创性标准被《数据库版权保护指令》所采纳。
德国的独创性标准在学界被认为是最高的，要求作品必须是个人的智力成果，并且要体现出“有一定的创作水准”，但“一定”的创作水准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而对不同的作品类型，德国适用的独创性标准也不统一。在各种地址薄、目录册、表格、使用说明书以及比赛规则可以适用“一枚小硬币的厚度”标准被视为作品受到保护，但其他类型作品适用的独创性标准显然高于这个要求。[10]
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由于欧盟成员国既有版权体系的英国，又存在作者权体系的代表国家德国和法国，欧盟成员国版权法律的一体化要求带来版权体系与作者权体系的不断融合。1991 年欧盟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指令》中对计算机软件的独创性标准采用了“本人智力创造性”标准，这种标准的要求高于英国的“独立创作”以及“足够的投入”，但又低于德国的“个人智力创造性”。作为欧盟成员的英国和德国，其在贯彻执行《数据库保护指令》时均采用了与欧盟相类似的“本人智力创造”标准，体现出独创性标准的融合。
两个体系对创作概念的不同认识，反映在独创性要求上跨越很大，从最低端的额头出汗到最高端的作者个性体现在作品中，这种差距表现为独创性的从无到有，这是本质的差别。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的作品类型不断出现，迫使人们从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出发对独创性标准进行调整。随着两大体系著作权制度保护的目的越来越统一，不同体系的国家对独创性标准的选择也将趋向一致，目前各国独创性的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独立完成以及体现一定水准的创造性。至于创造性的“一定水准”则是属于量的规定，由各国依据利益考量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来确定。
三、现有邻接权基本范畴分论
( 一) 表演者权
虽然有学者认为，表演中体现出表演者的独创性同著作权对象的性质相同，主张表演者享有的应是著作权，大多数学者仍认为，表演者因为其行为区别于作者的创作本质而享有邻接权，这也是作者权体系国家所划分邻接权与著作权的依据。表演必须忠实于作品的内容，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所进行的艺术性发挥和创作，相对于作者的创作而言，独创性程度是很低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即不根据作品的表演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对有作品的表演则是无独创性的或是独创性低的，这样就出现了同样性质的表演享有不同性质的权利现象。是否是针对现有作品的表演，是否忠实于作品的内容，与表演中的独创性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据以判定表演独创性的应是表演行为本身。
在艺术理论上，表演是通过身体语言表达思想的一种艺术形式。如果说创作作品本身是一种事实行为，从思想到表达本身就是创作的话，那么表演本身也是一种创作事实，只不过是通过身体语言的方式进行创作。表演艺术中的行为或动作，源于现实生活中人的动作，有目的性并且合乎逻辑。舞蹈只有在尊重和保存有关人的自然动作语言的含义时，才会为人所理解。表演中蕴含着表演者自己的内在感情，如何将这种感情准确、鲜明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众，不能仅凭自己的形体、声音去表演，还必须要投入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感情。表演技巧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但是表演的精髓却是专属于表演者个人的体会。即使是针对有作品的表演，表演者带给观众的也是源于自己的理解对作品内容进行再现，这种再现融入了表演者凭个人的资质、理念和悟性的个性创作，这其中存在着超出作者想象的因素。经由表演，作品已经转变为全新的表达形式，与其说表演是表演者对作品的传播，不如说是表演者对自己思想的创作表达。表演者享有权利，恰恰是基于独立于作者的，在对作品再现中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
( 二) 录音制品制作者权
版权体系国家将录音作品( sound recordings)作为著作权的对象进行保护，而作者权体系的大多数国家没有确认录音作品，是通过授予录音制品制作者以邻接权来保护录音制品 ( phonograms) 。但作者权体系国家所谓的录音制品实际上与版权体系国家的录音作品同义，并不是指由现在已知的或以后发展的任何方法对除伴随电影和其他视听制品中各种声音以外的声音加以固定的物理载体，仅是由于两个体系国家对作品的概念界定不同所导致的，这是术语应用和立法技术上的不同，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11]
实践中，录音行为可以表现为借助录音设备对声源的单纯录制，录制者的劳动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其目的是保证录制的表演或其他声音的高度保真。“单纯凭技巧从事的智力活动只限于运用已经掌握的专门技术，所以它不属于智力创造活动的范畴。”[8]这类行为应当认定为复制。但如果按照一定的意图选取声源，并对该声源进行编排、剪辑，形成一个体现一定思想的制品，那么录音制品制作者，与普通的操作人员不同，其统筹协调着录音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录音制品中集中体现出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思想，这是录音制品制作者享有邻接权的根源。
此外，我国著作权法中还存在的录像制品制作者，一直以来都是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相提并论。在我国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是著作权的对象，而录像制品则是邻接权的对象。通常而言，录像制品在制作程序上相对简单，在财力、物力的投入方面相对较少，但行为的过程不应是认定作品考虑的因素。录像行为如果仅对现场实况不加任何设计的机械录制和简单记录，这种行为就是复制，录像制品的制作者不应享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权利。如果录像制品在制作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独创性，则这种独创性与电影作品以及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中体现的独创性没有质的区别。因而我国邻接权中规定“录像制品制作者权”是多余了。[12]
(三) 广播组织权
目前广播组织因播送节目而对节目所依存的信号享有邻接权几乎成为共识，事实上，对于广播组织为何享有邻接权仍存在争议。多数人在探讨广播组织权的时候，往往言及广播组织播放节目的投资巨大，海盗行为盗取信号致使广播组织损失惨重——广播组织的利益有保护的必要。然而利益的保护方式是多样的，广播组织却要在著作权体系下获得权利保护，那么一定要在著作权体系下寻求到正当的依据。
在传播学看来，广播组织并不是简单地播放信号，它们是大众媒体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13]广播组织正是利用传播媒介将这种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融入对节目的编排、设计中表达出来，编排中体现着传播媒体的意志，其中的独创性不容忽视。这正是广播组织获得邻接权保护的根源。
广播组织播放的节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广播组织自己投资制作的节目，这类节目是根据广播组织的意志而制作，广播组织可视为著作权人对节目享有著作权; 第二类是广播组织依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进行播放的作品，对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单纯播放行为应视为对该作品的公开传播行为，此时广播组织享有的是基于合同的相对权，其内容与著作权人协商确定，可以是专有播放的权利，也可以是非排他性的播放权利，却不享有邻接权意义上的权利; 第三类节目是由广播组织播放的不构成作品的节目，如体育比赛的直播、突发事件以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直播，这类节目中体现出广播组织对所直播事件具体细节的选择和编排。为了达到好的传播效果，广播组织从主题、创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总体编排、配置。对于这类节目，广播组织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后，对其整套播出节目的编排和选择所享有的权利应是邻接权。
传统观点认为，权利对象独创性的有无是造成邻接权与著作权区分的原因。但是经过上文的分析，传统邻接权主体的行为结果，可能是具有独创性的，也可能不具备独创性。对于传统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对象而言，谓二者对象的独创性程度一定高或者一定低都不准确，独创性程度的判断本身即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四、结语
萨维尼认为，法学的体系化本质在于“对内在关联或亲和性进行认识和描述，由此将个别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1]7这首先要求体系的无矛盾。同时，体系要具有抽象性，需要将概念划分为种概念和属概念，以体现法的内容整体，而非个别内容的汇编。[14]法律以保护利益为根本目的，邻接权固然是利益保护的工具，但是利益的保护要有正当的基础，权利的设置一定是立足于本体系权利设定的原则。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中涉及作者、使用者、传播者以及其他在版权产业中的投资者，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对主体间权利的享有进行区分。在体系化思维的前提下，邻接权概念与著作权概念不应存在着矛盾，这也可避免利益集团打着保护利益的旗帜跻身著作权体系，从而导致权利范围的无限扩张，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中对邻接权的设权保护模式更意味着邻接权的设置应当符合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仅保护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的利益，即采用与著作权同样的设权保护模式在逻辑上无法说通，更无法解释邻接权制度的繁衍扩张。邻接权权利对象的独创性本质在剥除一层层利益包裹的外衣之后得以显现，于是，作者和传播者因为其表达中的独创性找到了权利的归属。没有作出独创性表达的传播者不应享有邻接权，那么不具有独创性的对象闯入邻接权对象范畴内则是利益衡量的结果。公平原则的缺位给邻接权人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不公正待遇，使邻接权人付出和其所期待的回报之间出现了严重扭曲的失衡。
“法的体系化程度越高、呈现的逻辑自足性越强，其说服力也就越强。”[2]162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作者概念的解构以及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对著作权制度本身的质疑，我国第三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启动，体系内各种概念与原则的协调一致，必将会强化著作权制度自身的正当性与稳定性。



注释:
[1]朱虎． 法律关系与私法体系——以萨维尼为中心的研究[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李琛． 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